日期:1957-7-9 作者:孙玉昌
孙玉昌新华社武汉讯 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罗隆基设在武汉的据点)在前一个时期显得非常活跃,每会必到,会会发言,在财经学院里任何学生小组座谈会都参加。
就记者所知,马哲民在党委部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是四平八稳,而在民盟的会议上则是另一副面孔。下面是他在5月26日民盟召开关于党委制存废问题座谈会前后的讲话。
在座谈会前,他指手划脚,得意忘形地说:他在财经学院作了揭发党的缺点的报告,不仅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与爱戴,连工友也团结在他的周围,别的学校还邀请他作类似的报告。他说共产党的危害真是吓死人,号召在座盟员教授帮助党整风,他说没有我们帮助,共产党就要灭亡了。
在座谈会上他重复并发挥了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推动社会进步,反而起了阻碍作用。问题在于:(1)党对内对外都有宗派主义,人民群众和党的意见之间相隔十万八千里;党内也分两派:一种是文化水平低、什么也不懂的人,思想上是经验主义,行政工作上是游击主义,并有一套思想改造的经验。这部分人是党内骨干,忠心跟党走。一种是知识分子,这种人是教条主义,没有一点实际经验,马列主义也未系统学过,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思想狭隘。两种人一结合就成了共产党的马列主义。后者只会几个教条,奉承党,背诵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几句话。经验主义者听了很过瘾,老干部从而把党的伟大攫为己有,优越感也就越来越重,一唱一和,二者谁也看不出谁的毛病来,固步自封,谈何批判和斗争。
党员只知恨人不知爱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是以游击战打敌人的办法来进行的,专门打别人的缺点,钻别人的空子,没有也能找出来,找出来就想一棍子把思想敌人打死。共产党的逻辑就是:思想敌人就要改造,你有毛病就是我的敌人。总之非我所类就应改造、打倒。但很可惜,他们不知爱人,只知恨人,党员恨人成分多,爱人成分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是摸了一个典型就去代表一般。因之不仅遭到知识分子的不满,私方反对,连工人也反对。
把人当奴隶。共产党有一个工作办法是以大道理压人,使人有苦说不出,如对大学生则口口声声要他们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使青年学生专业心不稳固,学不到本领,有苦向肚里咽。对工人也没有好多少,什么工人是先进阶级啦、先进分子啦。可是工人党员却说现实社会不及资本主义社会,不及旧社会,在旧社会里虽然受人剥削,但是还有言论自由,现在入了党,鼻子牵在党的手里,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党叫怎样说就怎样说,那里有自由?!党员则是根据党的“坚持三主义、熟读四子书”的原则去说话。(所谓三主义指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所谓“四子书”指的是:钻空子、戴帽子、摆架子、爱面子。)财经学院肃反期间调了一百多干部花了上万的金钱,只是为了个人威信、为了打人,所以明知不对一劲的蛮干。他们就是依靠这几条来维持威信,特别是党的领导人失去这两句话,他们的个人威信也将受到损失。这简直把人当成奴隶,这样一来,群众对党、团有意见,团对党有意见,党团员对党的领导有意见。所以说党内有墙,党外有沟,内部有矛盾,外部提不高。从而造成党内抗拒改造,党外作客。
共产党说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其实党员的两面性更其严重,上述这些就说明了问题。解放以来,党员自满,自认神圣不可侵犯,摆出一副难看的脸子,谁也打不上谁,张嘴闭嘴“解放了!”,只他们有功,不把我们当朋友,使人怎样受得了!
新华社武汉3日讯 近来记者从各种不同倾向的盟员的口中得悉马哲民的反党活动的一些新情况。盟员们首先认为马哲民的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如:
(一)章伯钧在今年的大“鸣”大“放”中提出“政治设计院”,而马哲民早在去年就给盟员作过报告,动员盟员为争取“变政协为上议院”而斗争;
(二)罗隆基仇视党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组织,马哲民也一贯这样,如在省、市盟内排斥、打击交叉党员和靠近党的盟员;章伯钧在民盟今年4月会议上要民盟大发展,马哲民回汉后就作出发展五百五十名高级知识分子的计划(这数字等于全市高级知识分子的一半),以填补盟在大专学校里的“空白点”;
(三)叶笃义要民盟等四党合并,马哲民就纵容华中师范学院教授艾卫生提出搞知识分子大党;
(四)民盟中央右派分子在北京从各方面挖共产党的“根”,马哲民在武汉就提“吐苦水”、“发牢骚”,以此来煽惑群众,企图把整风搞乱,并拟派盟员干部到工农中去搜集工农对党的“不满意见”。他并根据共产党党内思想“顽固、僵化”的荒谬逻辑,要盟员在大专学校里,越过党的组织自己单独作起战来,在“作战”中马哲民还创造了“内外挤”、“上下压”的战术;
(五)民盟中央的“学习简报”是指导下面点火,盟省委的“工作简报”起的作用则是“放火”作用,是以“以苦引苦”的办法来进行煽动,并发到全国各地;
(六)反右派斗争开始,章伯钧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收场,何必呢?由盟出头收场不很好吗?马哲民也说过这种话,他说:“我说放就放,我说收就收!”6月下旬去北京开人民代表大会,临走时马暗示项粹安说:中共省市委下不来台了,看样子只有“整”我马某一下才能下地。
只有少数盟员揭发了马哲民等的一些可疑行迹。
第一、马哲民和罗隆基两人以前有一个时期曾同时担任过民盟中央宣传部的正副部长,55年夏天,罗、马一起在庐山避过暑,关系深而密。此次罗随郭沫若出国前,罗、马(二人皆是全国人民代表)借视察工作机会今春同时到了重庆,据马随身秘书陈中正谈:罗、马二人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们两经常和四川的潘大逵会面。最近潘大逵已招认章、罗等有个小集团。因此,人们怀疑:他们去重庆为何不约而同?在一起个把月的时间,搞了些什么?
第二、马哲民今年4月间去北京开过盟中委会,去夏章伯钧以交通部部长身份视察长江航务工作时,还“视察”了武汉盟务工作,章、马有过接触,搞了些什么现在不得而知。现在能看出来的是:马的争取“变政协为上院”的报告是在章回京之后,这可能是章的指示;其次,代今生说章临回京时曾要聂国青(前任省盟主委)把主委位子让给马哲民。他们就只谈了这两个问题吗?尤其四月会议,据说幕后活动很多,还不止此。
第三、上海民盟右派分子彭文英是罗隆基的小舅子,他去年夏季曾到过武汉,彭对别人说只住两三天,实际上在市盟住了一个多星期,当时他的活动未引起人们注意,现在民盟左派人士认为:鼓可能是以罗隆基联络员的身份来和马哲民等磋商和布置反党阴谋的。
第四、更可疑的是:马哲民和省、市民盟副主委代今生、市委秘书长项粹安私人关系太深,个人利益一致,所以各地给他们的来信(据说也包括盟中央某些人的来信)不能过市盟机关,而是通过项粹安的私宅转给代今生等,虽然代过去是住在市盟机关里。
这种预谋的串线的底细谁知道呢?从盟内左派和右派起义分子口中得知,要揭穿这个集团还得串线人,那就是马哲民、代今生和项粹安以及他们的狗腿陈中正。马哲民是首领,估计很少有可能摊出来;而其他三个人也不比马哲民好多少。这三个人最近一个时期,采取“拖”的战略,在被迫情况下,闪烁其词,避重就轻,交小不交大,或者拿别人已揭发的材料来顶替。
来源: 1957年7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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